“（当权者）要么有意义但不会表达，要么他无心地说了什么别的话，要么就是对他的话是否意义，几乎毫不关心。”
这句名言来自乔治·奥威尔的《政治与英语》。本文用“当权者”代替了原文中的“作家”二字，因为奥威尔自然是不会拿马克·扎克伯格当讽刺对象的了。不过这句名言套在扎克伯格身上却合适。因为放眼整个企业界，几乎找不到第二家公司运用语言的能力比Facebook还差了。
在企业界日趋内卷化的当下，企业偏爱口语化表达并不是什么新现象，也绝非Facebook一家的毛病。不过Facebook却因为这个毛病而招来了不少麻烦。Facebook之所以屡屡被人从道德层面上挑毛病，甚至导致股价大跳水，与以扎克伯格为代表的Facebook高管喜爱使用大白话不无关系。
譬如，扎克伯格总是坚称，Facebook并非一家媒体公司。但Facebook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广播渠道，它的观众比地球上的任何一家电视台都多，而且它也鲸吞了大量原本属于传统媒体行业的广告收入。然而在今年4月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，扎克伯格却依然不肯承认Facebook是一家媒体公司这一赤裸裸的事实。
他对国会山的议员们表示：“我认为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。”很多观察人士的解读是，扎克伯格试图逃避Facebook在“通俄门”风波中作为一家媒体、视频和其他媒体提供商的责任。
这招“四两拨千金”不仅让我们想起那一年，某大型能源公司的CEO在石油泄露事故后，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“我们不是一家石油公司。”Facebook对舆论的污染，其实不亚于这家石油公司对环境的污染，只不过Facebook“排放”的是假新闻、水军和阴谋论。以Facebook的规模，它的影响可以说是个超级“大毒草”。如果扎克伯格真想把负面影响洗刷干净，不妨从承认Facebook是一家媒体公司开始。
奥威尔所谓“恶劣语言”的另一个例子，是Facebook动辄以“社区”当挡箭牌，遮掩一些显然违反道德的错误行为。比如最近，Facebook高管便以所谓“社区标准”为由，放任二战大屠杀否认者和InfoWars等臭名昭著的阴谋论网站在其平台上频频发声。
扎克伯格本人经常祭出“社区”的大旗，给Facebook对处置错误言论的犹豫不决当借口。但正如社会学家泽伊内普·图费克奇所指出的，扎克伯格首先应该解释一下，Facebook的20亿用户来自五湖四海，怎么可能用“社区”两个字就能定义了呢？
我曾建议Facebook好好研究一下，“社区”对该公司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，奈何人微言轻。一位发言表示，Facebook在“安全、平等、发声”和 “心怀社区”的基础上制定了指导原则。我请她解释一下，10亿人凭什么可以被定义成一个“社区”，她只是建议我再参考一下公司的指导原则。
《纽约时报》的专栏作家法尔哈德·曼基奥总结道，Facebook的声明政策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他在评价扎克伯格对二战大屠杀否认者的有关言论时写道：“所有这些都没能通过一个基本的考试：它甚至没有连贯性，只不过是一堆声明、免责声明和例外条款的大杂烩罢了。”
这种情况不仅令人失望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在一定程序上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和自主权。扎克伯格的“社区论”，将我们搁到了同一个社区里，这个社区里有你，有我，有水军，有煽动仇恨者，当然，还有那些否认二战大屠杀的人。稍有常识的人都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一分子。在多数人看来，所谓“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社区是持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的群体。然而在扎克伯格看来，这个词显然另有所指。
作家卡瑞娜·乔卡诺阿指出：“像Facebook这样的平台号称是为了‘创建社区’而存在，然而实际上却利用了社区，为那些社区以外的人（如企业界、战略公关界、摩尔多瓦的黑客圈等等）谋取利益。他们邀请成员进行‘参与’，但却不邀请成员共同决策。最大的利益、最大的权力，仍然是归私人所有。”
如果扎克伯格坚持使用“社区”这个词，那他至少要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——决定谁是这个社区的一员，谁则不属于这个社区。这样的决定，应该基于法律、道德和哲学做出，而不是由一个公关团队仓促拼凑出的一篇大杂烩。
本月，在Facebook供职多年的高管艾利克斯·斯塔莫斯在他的离职信中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。斯塔莫斯用非常坦率浅显的语言表示，Facebook当前的窘境，恰恰是公司这种“小事精明、大事糊涂”的毛病造成的。他还呼吁Facebook进行改革：“在明显的道德问题或人道主义问题上，我们必须敢于选边站队。”此信首先发表于新闻网站BuzzFeed。（斯塔莫斯曾任Facebook首席信息安全官。）
如果扎克伯格想带领Facebook度过眼前的“道德危机”，他至少要在语言、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清晰性，摒弃奥威尔所谓的“语言垃圾”，用清晰的语言跟Facebook用户说话。（财富中文网）
译者：朴成奎
